1951届校友任大熊事件说明

 

 

 

 

 

    虽然往事已去,但如果你在百度或谷歌上检索“任大熊”三个字,依然有成千上万条相关信息跃入我们的视野。而这些信息的比较集中的指向是:任大熊是反右的受害者,是文革的受害者,他的命运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
        据任大熊的哥哥、同为杭高校友的任大本先生讲,任大熊1931年生,1949年插班进入杭高,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四年间一直担任班长。并与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此,命运一直都很眷顾任大熊。
        然而造化弄人,从1956年,任大熊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所有的起因都源于北大图书馆阅报栏上的几段翻译,这让任大熊成为当时著名的右派之一。
        据时任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位助教回忆,当时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栏上贴出过任大熊翻译的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一段一段的,几天一加,显然是任大熊翻译好一段就抄出一段贴出来。
        何谓“秘密报告”?1956年2月25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批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谴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个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内部发往共产党的各层组织,在苏联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也把这份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报告文本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或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即使是在斯大林主义受到批评和矫正的时候也仍然如此。西方世界新闻界得到这个报告并且发表出来的时候,称之为“秘密报告”。
        据当时的一名十三级干部说,十三级以上(干部共分二十五级,十三级以上被称为“高级干部”)的中共党员干部那时候可以到“机要室”阅读赫鲁晓夫报告。在北京大学,教员和学生都无从读到赫鲁晓夫的报告。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些外文期刊,大部分都是自然科学杂志,其中有一份英国的《工人日报》,上面发表了赫鲁晓夫报告的英文译文。作为教员,任大熊可以进入外文期刊阅览室。他读到了赫鲁晓夫报告,逐段翻译出来,用钢笔抄在稿纸上,每过几天就贴一页在阅报栏上。到那里看报纸的人中,不少人对他贴出的翻译稿很感兴趣,围看的人很多。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动了阅读者们的思想,对敏感善思的北京大学师生尤其如此。赫鲁晓夫的报告很长,稍后数学系的年轻女教师陶懋颀和学生陈奉孝参加进这个翻译工作。后来,他们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1957年6月1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说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林希翎还通过男朋友曹梦飞找到这份报告的中文译本和任大熊他们从英译本作的中文翻译进行核对。
        1957年5月,陈奉孝等学生创办了油印刊物《广场》。第一期的稿子很多。他们计划在《广场》第二期上发表赫鲁晓夫报告译文。但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广场》印出第一期以后,再没有发行。这个使一大批学生后来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长久遭难的油印刊物,实际上仅仅出过一期。
        学生陈奉孝被划为“右派分子”,判徒刑中十五年。参与翻译赫鲁晓夫报告的三个人的另外两个人,助教任大熊和陶懋颀,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任大熊除了被划为右派,还得到了开除团籍、撤职和降薪处分。在北大演讲时提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林希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把赫鲁晓夫报告给他们看的曹梦飞,被判了七年徒刑,罪名是“泄露机密”。
        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京大学的同学说,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样子,南方人,很瘦,是个很聪明的人,还没有结婚,不知道他后来被关在哪里,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家人亲戚。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任大熊依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但此时的北大图书馆已不再对他开放。于是他开始到书店里蹭书看,来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
        载有任大熊学术论文的《科学记录》1958年新辑第2卷第9期在任大熊的论文下有个脚注:1958年7月23日收到。但《科学记录》的编者在为收到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而欣喜的时候没有想到,作者任大熊因此而遭受到了另外的打击。
        据任大本先生讲,任大熊因为太想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了,想把书店的几本书夹带出去,结果被抓住,于是这个右派又多了个偷窃的罪名。后来北京市中高两级人民法院都认定任大熊偷窃价值200元的书籍属实,但免于刑事处分。但在当时,这个罪名足以让任大熊遭受更致命的打击。
        1960年,任大熊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关在北京的监狱中。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8月,北京第一监狱的在押“犯人”被转移到山西大同市大青窑煤矿。1970年,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把任大熊作为所谓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的三号主犯判处死刑:
        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叛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评论”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80年后,根据当时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在任大熊家属的努力下,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公布了《对任大熊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北京市中高两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80)中刑监字第1114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判决书》判决,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更审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再一的判决,给任大熊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