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幼年天天去牧牛、放水，踯躅于垄亩之间。我家位于凤山之阳，从小登高越岭，不以为劳，至今身体健康，犹受其益。大哥鹤春，原名松林，父亲期望甚切，五岁即令入学。我原名松表，又名松彪，以长兄名故，改名鹤声，取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义，故又号鸣皋，以避族伯讳，改名萼荪。 

　　我幼时生过几场病，所以迟至九岁始入私塾。开始由一位叫毛守鹤的先生教读上海彪蒙书室出版的小学国文教科书。那是1909年，即清宣统元年的事。因为上学以前，母亲已教我认识了些字，所以上学后读起书来很便当。毛老师说我聪明，特别奖励，时常对父亲说起。父亲听了自然喜欢，对我特别看待，每晚要我把书中大意或故事讲给他听，他也讲些历史故事给我听，作为黄昏时节的消遣。这样一来，我对于读书特别感兴趣，视书本如至宝，爱不释手，每天早出晚归，未尝懒学。 

　　1911年辛亥革命后，私塾改为凤山小学堂，仍以毛老师任教职。那时毛老师住在学堂里，晚上没人做伴，我就要求父亲准许我到学堂住宿。从此我每天在家吃了晚饭后就跑到学堂里，由毛老师教我读《论语》、《孟子》一类的书。一年后毛老师辞职，由余诞敷老师继任。他也很喜欢我，我仍继续着住堂夜读的生活，无论寒暑，始终如一。我虽是学堂出身，对旧学还有些根底，就是受了这两位老师的指教。1912年我考入枫桥镇(离家二十五里)大东乡高等小学，半年后转入上北乡公学(离家五里)。在小学读书时，我各门功课总是八九十分，大考的时候，常常位列榜首，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小学毕业后，考人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此校为当时省立中学之冠。我班国文教师陈棠、历史教师王梦曾、地理教师钟毓龙皆有实学，有名于当时。我大哥比我大十岁，当我刚上学时，他已经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了。他对兄弟很友爱，对人有股热烈的感情，常指导我研究学问的途径。他是学文史和地理的，最喜欢购置那类的书籍。我在一中上学时，他已在武昌国立高等师范文史地部毕业，便将所有大学文史讲义(约有五十多种)供我学习。这些讲义都是外边买不到的，大大拓宽了我的知识领域，所以中学时代我的文史成绩在全班是最好的。 

　　我入学的年龄虽说晚了些，但对于读书写作之事，仿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识字时起，几乎总是手不释卷的时候为多。幼时放牛于山林之间，书本就是最好的伴侣，大哥曾打趣地说:“弟弟颇有点王冕牛角挂书之风呢!”我小的时候，读书好像一头小犊，随地吃草，并不选择;又好像小蚕，随口吃桑叶，不论老嫩，其贪欲之大，真是无以复加。对于这点，我父亲很不满意，说我东翻西捡，不能专精，担心我将来会一无所成。然而我幼年比较喜欢常读的，是大哥在武昌买的一部《史记》及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编印的《中国历史全书》一套。《中国历史全书》共十八册，自古迄清，蔚为大观，甚为得力。此外尚有《凤山郑氏家谱》、《诸暨郑氏十二公诗集》各一部。我家后面有一座凤凰山，山涧路旁，古木阴森，风景绝幽，尚有先世所筑凤山草堂遗址。我和大哥时常徘徊其间，讽诵着先辈的诗文，引起追慕的情绪。这也是促使我潜心用功，好学上进的一个动力。(《世纪学人自述(第二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附郑氏兄弟生平简介: 

　　郑鹤春:字萼邨，原名松林，浙江诸暨市浣东街道泰南村人，(1892-1957)，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武昌高等师范。随后任教于浙江嘉兴、杭州、台州等地，曾任浙江第一师范教务主任，第六、第十师范校长等职，1925年任昆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对语言学、地理史学、郑和研究贡献颇著。1929年任云南省元谋县县长，后赴上海教育局任秘书，不久在杭州浙江省教育厅任科长。1933年调安徽省教育厅任秘书主任，1937年任安徽省卢江县县长。抗战爆发后，到重庆任职于中国茶叶公司专员，1938年受派遣在云南创建云南中茶公司，任总经理，是冯绍裘、范和钧等人的顶头上司。主管顺宁茶厂、佛海茶厂、昆明复兴茶厂、下关康藏茶厂、宜良茶厂、昆明营业部、宜宾营业部以及云南中茶办事处控制云南全省茶叶内销、外销的准运证审批。1946年从云南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富滇保险公司总经理位上离任，任上海中央合作金库信托部副经理、经理。在中共地下党的动员下，他留在大陆，解放后在上海虹口中学任普通教师，1957年清贫谢世。郑鹤春一生担任教育工作二十六年，长于地理学、历史学、中国文献学的教育与研究。著作有《中国地学史》、《中国史著之研究》、《中国文献学概要》(与弟弟郑鹤声合著)等。 

　　郑鹤声(1901-1989)，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原名松表，字萼荪，号鹤皋，后改号萼荪。1901年5月19日郑鹤声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属绍兴市)高湖乡(今双桥镇)郑村。幼年体弱多病，9岁始入私塾，12岁考入枫桥大东高等小学，半年后转入北乡公学，后以第一名毕业，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潜心攻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民国9年(1920)夏，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文史地部(1921年该校合并于国立东南大学)，受学于历史学家柳诒徵、地理学家竺可桢。民国14年(1925)毕业后，在云南高等师范任教，并兼课于东陆大学。1924年毕业时将论文《汉隋间之史学》撰成10余万字专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25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高等师范、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192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编审、教育部编译馆专任编译兼人文组主任。国立编译馆转为国史馆后，任纂修兼史料处处长。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史馆改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此间，曾兼课于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史部目录学。1951年至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历任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名誉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1958年随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曾任政协山东省第二至五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郑鹤声从1919年起即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治史60余年，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尤长于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通史，撰写26册之巨的《正史研究》和《正史汇目》、《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等。民国24年(1935)，开始研究郑和，经十余年努力，出版《郑和》一书，2年后又出版《郑和遗事汇编》，奠定了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上的地位。民国32年(1943)，出版《中华民国史》。他勤奋治学，一生出版和发表著述160余种，20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世史》、《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中华民国建国史》、《汉隋间之史学》、《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概要》、《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袁枢年谱》、《郑和》、《郑和遗事汇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与郑一钧合撰)、《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等。 

　　1984年郑鹤声被评为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生平研究范围涉及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献学、海外关系与中西交通问题、中国文化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等方面，有专著20多部，论文160多篇，尤以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和中国史学史成就最大。1989年4月20日在济南病逝。

　　他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文献学研究

　　1928年商务印书馆为他专门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到30年代，先后出版了《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亚洲诸国史汇目》、《中国史学史》、《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袁枢年谱》等。此外还有《近世中西史目对照表》。晚年还主编了《黄河志文献编》、《孔子研究资料目初编》、《中国近现代留学生资料》、《山东地方志文献目录》诸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大型资料著作。

　　二、中外关系史

　　他是我国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26年以发表《大月氏与东西文化》一文开始中西交通史研究，尤其是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尤为精深，积数十年之力发表一系列有关论文和专著，成为国内外研究郑和最有成就的专家。此外还发表过多篇论著，探讨中西文化交流史，并编成《六百年来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资料汇编》，系统整理1368到1949年有关明、清、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资料，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中国近代史研究

　　郑鹤声也是我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在1931年就出版了《中国近世史》，被评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他也是中华民国史的最早的系统研究者之一，40年代便有专著《中华民国建国史》行世。解放后，他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根据唯物史观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发表了《太平天国妇女解放运动及其评价》、《试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试论孙中山思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论著，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近代历史，并修正了自己过去的一些见解。他还参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以及教育部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编定委员会工作，为近代史资料学及近代史教学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外，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文化史也多有研究。郑鹤声一生著述宏富，主要代表作有《隋唐间之史学》（1924年）、《中国史部目录学》（1930年）、《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年）、《中国史学史》（1928年）、《近世中西史目对照表》（1936年）、《郑和》（1945年）、《中国近世史》（1944年）、《中华民国建国史》（194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