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表现的欧洲中心论和亚洲中心论之争
关于中国经济表现，常见的第一种是欧洲中心论观点，认为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特别是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已经很明显了:农业产量下降，自然灾害频发，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百姓。这样引出一系列的变革，对清政府的挑战，包括太平天国，1900的义和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来接着就很多关于中国革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希望其实不在中国内部的改革，而是于引进先进的资本主义。1840年以后的开埠以后，和西方有密切接触的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广州、香港这些地区和这些城市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上。西方都很认同这个观点，但是这些个观点也是欧洲中心论的，认为只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改变中国。然后是19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产制度变革，这是一个转折，包括费正清(John Fairbank)等认为这一时期中国采用了斯大林的模式，而非西方的模式。但是很多人忘记了斯大林模式也是欧洲模式，实际上也是欧洲中心论，严格的说并非中国自创。最后一点就是邓小平重新建立市场、重新组合经济、开放中国的经济、鼓励外国投资，发展对外贸易，这一阶段是中国真正的脱离了欧洲中心论的起点，为什么呢?我们第一次采用了四小龙，类似四小龙的亚洲跨越模式。我们改革开放其实是向西方开放，所以这个欧洲中心不是特别明显，从理念上不是欧洲中心论。
那么清代末期，中国是不是真的一穷二白呢?英国经济史学家伊懋可认为:到了清代，中国陷入了高水平的陷阱，也就是产量和人口距离开始缩小，剩余越来越小了，生活条件开始下降了，但是没有到大量饿死人的程度，他认为中国没有大饥荒，也没有大量海外移民，就这两点就驳斥了一穷二白的说法。
而相反，麦迪逊认为中国到1820年以后一直走下坡。从宋代10世纪开始，中国的人均收入折成90年代就是600多美元，600多美元一直到清末就没有变。但是事实上，中外学者都基本认同用人均占有粮食衡量经济发展。上世纪20-30年代，卜凯到中国南方来调查，按他的数据人均粮食产量起码从600多公斤到800多公斤，甚至达到1000对公斤。而麦迪逊的那套数据是明显不对的，人均GDP怎么可能是一条平的直线呢?因为麦迪逊用人口，然后加权加一个单产，用这个解释收入。GDP为什么增加是因为人口增加了，他是人口平衡论，是一个循环论证。
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场欧洲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之争。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代表的加州学派认为(中国中心论)，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欧最发达的地区和中国在发展态势和发展的方法上没有区别，是一种渐进的斯密增长(Smith Growth)，斯密就是分工越来越细，技术越来越完善。即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中国在可能性边界上移动，欧洲人也已经到了边界，也在边界上移动，而边界本身没有向外移动。彭慕兰是一个中国中心论者，他说欧洲是怪物，而中国是正常发展的，欧洲发展出现突变了。他认为欧洲的发展欧洲的起飞是非常偶然的，应该以中国作为一个基准和参照系，不应该用欧洲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判断一个国家。中国已经达到了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是现有技术可以期望的最高值了，已经最大化了。加州学派争论最重要的论点是:虽然中国这条线(规模报酬不变)，欧洲的画成曲线(规模报酬递增)，但是这两大民族在1700年左右追上交汇了一次。那么中国的这个生活水平和欧洲的生活水平是相对的，长江三角洲可以和荷兰、比利时、英国最富裕地区、国家匹配，我们和他们比一点都不差。很多中国学者在接受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说一穷二白，怎么一下就和欧洲差不多呢?
彭慕兰是一个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很多观察上下了相当功夫，包括食品卡路里的摄入量、还有中国人家具使用情况。他用的这些材料来证明，中国人的消费一定是不比欧洲人差的。这种生活水准的分析给我们一种震撼。为什么呢?在他以前说中国落后的理由都来自生产方式。加州学派给人一种新的启迪，不考虑你怎么生产，而考虑你能消费多少，这是人类生产最后的归宿，不是生产而是消费。既然你消费水平这么高，你为什么说你生产不行呢?他这个推论虽然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他在无奇中出奇了，做的非常漂亮。
二、1800年以后中国是否—直—穷二白?
旧中国是不是一穷二白?这个问题以前都变成定论了，现在西方重新予以考虑。从消费水平和身高两个方面考察中国经济富裕程度，因为身高就是营养问题，特别是母亲的营养，尤其对0-15岁孩子很重要。我们都说中国人一穷二白，可是中国人吸食大量鸦片，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因为当代所有的毒品都终点，最后消费者都是西欧、美国发达的G7国家。最令人难以解释的是，中国沿海地区从1750-1850年大概有30%-40%的男子是定期是吸毒的。鸦片消费量指数，从1810年代到1880年代增长了7倍，这是非常大的增幅。而且向中国输送的鸦片多数是比较高档次的精品鸦片，价格是一两鸦片要换一两多的白银，就是比白银还贵。如果你的收入没有足够高，你是吸不起鸦片的，所以就从这点看，中国人的人均收入绝对不低。当时中国是积弱，但绝不积贫。
另外从进口品的结构来看清末的经济状况。从1865年中国开埠以到辛亥革命，中国的进口是几年就翻一番，机器设备进口大概占20%-30%，而80%进口品属于消费品。所以中国人在海外进口消费品上开支很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要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平。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倒过来的，进口主要是进口机器，那是为了生产。消费品进口中包括烟草、棉纺织品、灯油、火柴等。而且进口每年是按照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进口大量的棉纺品，如果你一穷二白的话，你的购买力又来自哪里呢?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其实是逆差，即中国人向外输出白银，如果没有钱的话，外贸活动不可能继续这么久。而我们发现半个多世纪以上时间，中国是不断的向外输出白银做国际贸易结算，当时一般不用纸币。
还有人认为中国人总是受外国人欺负。他们确实占领者市场，但这已经是国际竞争中的通则。随着产品的大量进口，进口品价格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图上数据表面)很普通的家庭用品，灯油价格有波动没有显著下降，而针头，线，火柴，棉纺织品，包括鸦片，价格都是下降的。白银越来越多的外流，在这样的一个大循环中，中国的生活水平应该是维持的很高。否则的话，我们这一系列的推论都不成立了。中国不是印度，也不是非洲，而一个在收入水平相当高的国家。
另外从当时的资料来看，中国人的身高也说明我们营养良好，人均收入较高。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德国统帅瓦德西让他的医官量中国人身高，他大吃一惊，因为95%的中国男子可以通过德国征兵标准，而1900年德国入伍标准身高是多少吗?是166.2厘米。英国学者认为不应该把中国人不加区别的和欧洲人比，他发现北方的中国人和北方的德国人差不多高，南方的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比差不多。
三、近代资本主义和毛泽东时期中国经济绩效
是不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会有所帮助呢?数据显示，在某种意义上，在20年代30年代中国出现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中国的电报线超过印度，资本积累和银行的数量增长十倍左右。课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占人口的0.15%，中国现代工业只占中国GDP的不到2%，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出现和国外接轨，到1930年，将近一个世纪西化以后起色不大。过去所说，资产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好可以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种推断是没有客观根据的。到1930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只有100万人。以上海为例，上海的产业工人是二十多万人，其中70%是不识字的女工和童工。把不识字的女工和童工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很成问题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作的经济实体只占中国10%的GDP，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还没有真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实毛泽东本人照搬斯大林和欧洲的经验，是非常欧洲中心论。科学技术方面对经济的贡献是负的1.2%，主要是靠大量投入，科技上是基本停止的。再一个特别奇怪的，毛泽东特别强调重工业发展，每年49%的再投资，但是中国的产业工人没有增加，上毛泽东时代就停留在6000万左右，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1960年代按100算的话，70年代70%不到，毛泽东时代的投资明显是没有回报的。严格的说，毛泽东时代出现了去工业化，产业工人1959年、1969年、1974年，都不超过6000万，每年这个工业人口1.76%的增长率，而当时中国自然人口增加率是2.03%，自然人口增加都比工业人口增加的快。毛泽东晚期，中国人口77%以上是农业就业，到了1978年有些改善，71%的人口就业在农业，29%用在非农业。
我应该承认毛泽东对改革开放所奠定的基础。正因为毛泽东把消费压得很低，中国受到较好教育的劳动力与西方相比不到10%，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世界的贡献是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有7亿的农业人口随时可以离开农村，因为家里没有地，没有任何牵挂。这就是刘易斯的二元论在全球非常光辉的一次体现，西方资本家有的是资本，中国有的是廉价劳动力。
四、邓小平时期经济绩效
1952年国民经济真的恢复了吗?要打一个大问号。1977年，毛泽东最后的年代，也没有完全恢复。1982年，超过基准线一倍，1992年，超过基准线十倍，然后2000年，超过基准线36倍。所以我们说中国的经济的表现，尽我们人意的表现，应该是1980年以后，1980年以前都没有达到1%的这个滚动的这个水平。
那么人均水平呢?到1982年一下超过基准线两倍。所以要举双手赞成邓小平，他是民族的希望，中华民族的扬眉吐气其实是在80年以后，这是经济增长最值得骄傲的时候。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还不到200美元，是170多美元，我们和非洲，中非洲国家，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并肩战斗。那么邓小平改革以后全部改观了。这是世界银行给我们的值，中国80年代初GDP的增长率是3.7%，之后是超过10%。80年以后出现了类似麦迪逊说的经济起飞。
毛泽东时代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很低，再一个它并没有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它全浪费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主要是以农产品为主，现在，中国出口的95%是工业品。所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现在的就业人口，只有三分之一还在从事农业生产，中国70%的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以前是正三七，现在是倒三七，这才是工业化要获得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回到整个全球史，世界的大周期和我们中国的大周期正好是反的。这说明什么呢，该轮到我们了。大周期中中国宋代以后达到的最高峰，中国下来，西方上来了，现在西方开始往下走，中国上去，所以说超过美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容否定的是，邓小平改革碰到好时机。全球关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候是100%的，现在是5%左右，所以就给了中国经济发展一个很好的外在环境，加上中国遇上了非常便宜廉价的外国资本和技术。中国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后加工后再出口，是大进大出的，这种模式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整个结构，但是这个问题也很多，第一污染，第二可持续性。
而且中国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开放经济，每年40%的GDP出口，日本的出口应该不到15%，美国10%左右。大国这么开放的还没有过，所以中国真正地是在创造历史，因为所有大国都是自己关门工业化的，包括德国，中国是开门工业化的，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直接的结果就是都市化，毛泽东时代的城市化不超过20%，现在超过50%。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我国在全球GDP占1%左右，中国现在占12%，整整翻了12倍。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是20%，超过欧共体。中国又是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正在挑战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国，一路看好，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五、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展望
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还偏低，还有就是国内的消费偏低，以及政府官员寻租过高。寻租不是不可以，但是过高的话对经济是有影响的。我们生产一单位GDP能源的投入要超过日本7倍，甚至超过印度2倍左右，超过西欧欧共体4倍，所以我们确实能够生产，但生产流程中浪费过多，这是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这说明我们技术不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低，特别是农业，如果是从时间段来说，我们中国的农业落后于美国整整一个世纪。
中国人均GDP在213个国家里排144，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和产能过剩相对应的是我们对消费过于忽视。中国把三分之二的收入都在投资扩大产能，所以，中国人消费不足。只及G7国家的一半。农村的最低工资和城里的工资是1:3，城乡差别过大抑制农村消费。中国的第三产业也不够发达，只有全球的20%的水平，第三产业包含了各种高科技，也包括了低科技、资本密集、劳动密集都有。特别是中国现在消费不足的时候，应该加大力度让第三产业起飞。税收复制力度不够。
最后是短的结论。第一，伊懋说的“高水平陷阱”，应该是站得住脚的。这是由于采用了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和斯大林的错误的工业发展道路的一个必然结果。中国消费水平，不应该用一穷二白，中国出现低水平陷阱。因为走这条路的国家基到毛泽东时代，本都失败了。然而我们希望真正的民族复苏，民族的复兴是在1980年代以后，中国走的一条路是不同于过去高水平陷阱的清代，也不同于斯大林时代的欧洲中心论作为出发点的低水平陷阱。我希望中国是高水平而无陷阱。
(茹玉骢等根据邓钢教授2013年4月21日的演讲整理而成，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