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听说共产党到加入共产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关共产党、毛泽东的传说，早在南屏小学读书时，我就从农民那里略有所闻。不过他们没有文化，不会读书看报，误说成“毛竹筒”。有一次，我到庙里去看抗日图像展，墙上挂着抗日将领照片，其中就有毛泽东、朱德的像。从此知道毛泽东三个字，感觉到他与众不同，头发养得特别长。后来同班同学杨XX，给我看一本杂志，里面有一篇《毛泽东自传》，才知道他也是农家出身。这篇《自传》，实际上是毛泽东口述、美国记者斯诺记录而成，收集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后来翻译成中文。关于共产党的传闻就更多了，金萧支队经常在我们那边活动，我哥哥曾被派去当过民夫，帮助他们挑东西。回来后说他们对老百姓很客气，没有什么打骂，还请他吃饭。这说明他们与国民党部队不同，不欺侮老百姓。战时中学时也有些传闻，晚上睡觉经常听到一些怪声，当地居民说这是鬼叫声。河坊、陈坊曾经是共产党的据点，国民党用碉堡政策围剿，杀死了许多老百姓，冤魂不散，故夜夜哀叫。这话是否真实，我没有作过考调，但国民党用来围剿的碉堡、公路，那时依然存在，说明老百姓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搬到江西玉山县里，经常见到一个中年妇女，衣衫褴缕，蓬头垢脸，在街上晒太阳。同学告诉我，她原是新四军战士，被国民党抓来，送进上饶集中营被折磨成疯子。以上都是传闻、直觉，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至于为什么，就不清楚了。 

　　进入杭高，有关共产党的消息就更多，不过开始我并不关心。因为学校规定，公费生每门课都必须达到七十五分以上，才能继续享受公费待遇。为保住饭碗，我就一心只读教科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坐在一起的同学沈国成(系地下党员)批评我:“你一心读书，叫做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没有用的，要参加参加活动”，就带我去参加“微言社”。这个进步社团，是叶世英(也是地下党员)他们创办的，以学习唯物论哲学为主。小组讨论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名词，如对牛弹琴不知是什么，深感自己大大落后。就到于子三图书馆找有关图书，借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爱上学理论、讲理论。同班同学沈善洪嘲笑我，说这是教条主义，给我取个绰号“杨克思”。后来在全市团干部会议上，团市委组织部长乔石同志也说我是“杨克思”，这个绰号就这样传开来。除学革命理论外，我又经常去看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工商报》，他们一反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对共产党、解放军很尊重，没有“共产共妻”、“共匪乱党”之类的糊说八道。最使我感动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大礼堂门口一张传单，有现在的《杭州日报》那么大，公布共产党的《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要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一是同学自己演了一出戏，名字叫《新生》，实际上就是《白毛女》，生动地表演了农民受地主剥削的情况。我从农村出来，干过各种繁重农活，也挑着谷子跟随父亲向地主交过租，深感农民的痛苦，因此，十分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从此，叶世英叫我发传单，贴标语，卖小报《每日新闻》，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军等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无形中成了党外的一个积极分子。 

　　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一天吃好晚饭后，叶世英约我到外面去走走。我们边走边谈，叶世英忽然问我:“你是否想参加共产党?”我说:“我很想啊，就是不知道共产党在那里，找它不到!”他说:“那你就写个自传吧，交给我，我替你送上去。”他还告诉我今后联系的暗号，问:“你认识张同吗?”答:“我认识”。问:“你哪里认识的”。答:“在杭高”。我十分兴奋，回来后连夜写好自传，表示入党后一定听党的话，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第二天一早就交给他。此后，李益中、马梅初、项秀文等同志，先后同我联系谈话。并让我担任杭高学生会主席、杭州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从事学生工作，提高组织能力。原以为很快可以入党，谁知一直到1950年6月，才批准我为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介绍人是郑公盾、项秀文。大概由于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完全公开，所以支部大会讨论时我没有参加，也没有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入党后，团市委学生部长许良英，经常召集学联的几个党员开会，研究部署工作，如迎接国际学联代表来访、组织学生开展暑假活动、发动学生反美游行，等等。1951年7月，市委组织部调我到杭州市政府秘书处工作，顶头上司就是郭仲选同志。那时预备期已经过期，支部大会通过按期转正。谁知报到机关党委，竟拖着不批，也不告诉我什么原因。我们支部书记郑炎同志很关心，立即写了个报告，向市委书记陈伟达同志反映。陈伟达同志很快批示，认为没有理由拖延，应及时转正。这样，机关党委就批下来了，从此，我就成为一个正式共产党员。(2013.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