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今天正逢九·一八事变纪念日。 

　　关于抗战，南京和上海在抗战方面的史料很多，而杭州民间抗战史方面的资料却比较少。而日前，一次机缘巧合的捐赠，却揭开了杭州民间在抗战岁月里，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下面这些，是田建钧研究杭城民间抗战史20多年来搜集的一些照片史料，也有一部分来自上海市松江区史志办藏。这些照片中，有的可能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透过这些史料，我们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去了解那段悲壮的历史: 

　　◆一次捐赠揭开了80年前杭州的抗战往事前些天，一位网友通过杭二中公众微信号联系到了学校，说想把自己手中一些关于蕙兰中学(杭二中的前身)校友在抗战时期的一些史料捐给学校。 

　　几天后，时任蕙兰中学校长葛烈腾著作《天堂之下》影印本，时任广济医院(浙二医院的前身)院长苏达立的回忆录《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杭州著名律师田浩征和葛烈腾救助难民的文字资料，以及50多张历史照片等珍贵史料，就出现在了杭二中东河校区的校史馆里。 

　　这名网友就是田建钧。 

　　田建钧，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但是提到拉贝，却无人不知，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写下的《拉贝日记》，在众多的南京大屠杀铁证中，是极其重要的第三方物证。 

　　而杭州也有“拉贝”，只不过杭州的拉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田建钧的祖父田浩征就是杭州“拉贝”团体中的一员。 

　　照片上前排左一是祖父田浩征、左三是之江大学(现浙江大学第三分部)校长明思德(RobertJ.McMuIIen)，右二是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Stephen.D.Sturton)、右一是蕙兰中学校长葛烈腾(E.H.CIayton)。 

　　“当时我的祖父和这些国际人士，都是慈善公益组织国际扶轮社在中国分支的成员。”田建钧说，这张图是在世界知名慈善公益组织国际扶轮社档案中找到的。图说中写到，当时这个组织已经在杭州救助了约26000名难民。 

　　在考证的过程中，一些当年发生的故事也浮出了水面。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由于葛烈腾是美国人、苏达立是英国人，当时英国、美国和日本并非交战国。所以这些国际人士所在学校和医院，就成了杭州难民们的庇护所。 

　　◆杭州沦陷的那一周 

　　这是一封蕙兰中学校长葛烈腾1938年2月10日寄回美国的信件的一个片段(节选): 

　　“1937年12月26日早上，日军大部队涌入杭州城。 

　　整个城市已经被占领，他们没有遇上抵抗，没什么仗可打，于是便开始肆意妄为。第二天上午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幕，而这只是一连串悲惨日子的开头而已。天刚亮的时候，有两百多位妇女像发了疯似的来敲避难处的大门。前一天晚上，她们整夜遭到日军士兵的追逐，从一个屋子逃到另一个屋子，从一家逃到另一家，从一个藏身之处逃到另一个藏身之处——最终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整夜都有妇女在被日本人追逐，如果她们抵抗就会被残忍地杀掉。男人们向士兵乞求交还妻子女儿，或是无法交出已经在我们避难处的家眷时，就会遭到枪杀或被刺刀刺死。 

　　这一整天，杭州市各个城区都有妇女连续不断地来到我们的避难所，她们所讲述的全都是杀戮和强奸的故事。一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报告说，被强奸的女性从十一岁到七十八岁都有。 

　　我们的委员会去日军指挥官那儿表示抗议，尤其抗议日军士兵强奸妇女。他听不懂我们所用的单词，当他在字典里查到这个词时，开心地笑着说:“你们为什么要去管这些小事呢? 

　　蕙兰中学避难处的人数立即激增到了三千人，比我们所预计的多了两千人。她们睡在水泥地板上，每间教室里都有一百人，体育馆里有四百八十六个人。人均不到十平方英尺的面积，只能勉强坐下，更别说躺着了。但她们都不在乎。只要能进来，坐在美国国旗下，得到红十字会的帮助，她们别无所求。 

　　我们告诉她们，食物只够两天了，她们也无所谓。其他的避难处境况也都相同，我们的总人数立即增长到两万五千。 

　　在第一个星期里，难民们一天能吃一顿烧得很烂的米饭，一周有三天能吃上盐，四天能吃少量的咸菜。一周后，大部分难民在外面的亲戚给她们带来了一些补充的食物，尽管其他有两百人左右什么都没有，对这些人我们又给了一些多余的食物。 

　　水源断了，我们不得不每天从外面挑两百担水进来。每个挑水的人都要有一个外国人或者是一个宪兵护送。煤更加困难，要用不太光明正大的手段获得，不管它们是从哪儿弄来的，通过后门和邻居家运进来。 

　　整个避难处要彻夜巡逻，以拦住想要闯进来的日本士兵。他们每天都来，有时一天很多次，来索要妇女。晚上，我们中间的一名外国人常常不得不起来，把这些士兵送出去。不仅如此，我们还得随时做好准备，修补被闯入的士兵踢破的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葛烈腾被迫回美国。回国后，葛烈腾写了回忆录《天堂之下》，被称为杭州版的《拉贝日记》。1946年11月17日葛烈腾因积劳成疾在美国去世，21天后消息传来，蕙兰中学在学校西南角的的民众堂为他举行纪念活动。 

　　◆掩护伤兵治疗、撤退，他倾尽所有 

　　蕙兰中学抗战时期救助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而广济医院主要是医治从上海前线和杭州笕桥空战送下来的伤员。田浩征则出任伤病医院(广济医院第二分院)的总干事之职。 

　　为什么让并非医务人员的田浩征出任总干事，原因是他作为当地人，对杭州地形熟悉。 

　　田建钧说，祖父田浩征因为是中国人，所以白天为了避免被日本人抓获，不能在外面行动，只能留守在医院查房。晚上，他常常趁着夜色的掩护，组织已无大碍伤兵运往丽水等还未沦陷的后方。 

　　“由于长期忙于医院事务无力照顾家庭，我祖父的一个孩子也在当时不幸夭折。”田建钧说，当时医院外面就是日本兵，伤兵们也把田浩征作为了唯一依靠，他去查房的时候，很多伤兵抱着他的腿说:田干事，你别走，我怕是快不行了…… 

　　田浩征的细心照料，伤兵们谨记于心。在收拾祖父的遗物中，田建钧发现了一面红色绸缎的锦旗，虽然年代久远，但字迹依然清晰: 

　　“溯自八·一三事变后，省垣亦相继沦陷。吾侪负重伤者二百余人留院待医。当时分院事务繁，赖公主持夙夜匪懈，两年来竟如一日。今者公以积劳，故亟待休养，同人等留恋有心，攀辕无策，抚兹锋镝，余生敢忘盛德!爰赘数语，藉资不忘。田主任浩征先生惠存，时在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三日。 

　　杭州广济医院第二分院全体伤兵谨具。”———1939年6月3日 

　　“这是感谢爷爷在抗战时救助两百名伤员的锦旗。”田建钧说。 

　　抗战结束后，田浩征到哈佛大学留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回国之后，田浩征依然活跃在律师行业，还被几所大学聘为拉丁文教授。 

　　1968年9月11日，田浩征去世。 

　　◆他主动深入日军虎穴，为伤兵医治 

　　随着考证的深入，田建钧也读了大量抗日战争的资料书籍，在一本纪念抗战的书籍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当时日军非常残暴，103名国军伤兵正在广慈医院养伤，被强行掳走。 

　　“广慈医院当时在上海，所以大家以为这是发生在上海的历史。后来我在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回忆录《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里，看到曾有过类似的描述，这才佐证，这件事其实发生在杭州。”田建钧说，回忆录里还提到，为了为这些伤兵给予人道主义援助，苏达立还专门去日军的监狱给这些被掳走的伤兵救治。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广济医院被日军强行占据。苏达立原本有机会回国，但他没有，最后和一些其他的英籍职员被日寇监禁押往上海海防路集中营，后又被押往北平。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去了香港，并于1970年逝世。

　　★★铭记历史★★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对英国皇家空军有一句名言: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而对于杭州的那段特殊的历史，这句话也同样适用。 

　　如果以杭州当年被救几万难民计算，他们每人两三个孩子，有多少后人?后人们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些人而得到了延续。这是真正的救命之恩! 

　　所以请牢记这段历史，不忘这份恩情，珍惜当下的生活，这也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2017-09-18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