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求学
施昕更(1911—1939)，原名兴根，后他嫌这个名字太俗，更名为鑫赓，最后才改为昕更。余杭县良渚镇人。其父施甫才，原是良渚镇五丰南货店店员，性格耿直，喜打抱不平;其母骆兰英，是位性情善良贤淑的农家妇女。施昕更出生时，由于一场官司所累，耗尽祖传家产，家境渐趋贫困。
施昕更自幼聪颖，7岁时进入镇上的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读书，成绩优异。13岁小学毕业即由于家境贫困辍学在家。校长见其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多次上门劝说，说服其父，借钱送他到杭州贡院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今杭州市高级中学)读初中。
施昕更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更加努力学习。1926年从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艺徒班分金工组和文工组，施昕更本着自己的旨趣，选读文工组，专攻绘图专业;除正课外，还兼习国画和西洋画。该校系由浙江大学代办，著名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那时就在该校兼课，施昕更曾亲受他的教诲。1929年毕业，他完成学业。
1929年6月6日适逢浙江省在杭州举办规模空前的西湖博览会，经老师推荐，到博览会的历史厅任临时雇员——讲解员。期间，施昕更接触了许多文物和矿物标本，眼界大开。20日，西博会闭幕结束。在西博会任职仅四个月，但这对施昕更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西博会闭幕后他返回良渚老家。
发现良渚
1929年11月，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永久性文化机构，即“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前身)。西湖博物馆初辖于省政府，1931年3月改由省教育厅管理。馆内设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自然科学部下设动物、植物和地质矿产组。施昕更因在西博会工作出色，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给盛辛夫当助手。次年，任绘图员。有暇，即向馆内同事学习，潜心研究地质学，对考古有浓厚兴趣。董聿茂赞他工作努力，好学不倦。1933年，赴孝丰一带发掘古生物化石，采回三叶虫、贝类、鱼类等古生物化石数箱，更注意了古代文化地层的研究，常去图书馆查阅考古文献。读到《城子崖》一书，深受启发，立下考古实践的志愿，常在节假日回家乡良渚，搜集黑陶片进行研究。
1935年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家乡也见过类似的。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
可以说，正式古荡的发掘催生了良渚遗址的发现，良渚遗址的发现又与施昕更和另一个叫何天行的复旦学生关系密切，他们为良渚文化的发现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再说到就读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何天行，在考古学老师卫聚贤的熏陶下，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在杭州古玩市场了解到的线索，他于这年暑假对杭县良渚至长例子桥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征集和采掘到一些石器和陶器。据称，他于这年冬天在良渚采获了刻符的豆盘(椭贺形黑陶盘)。1936年8月大学毕业后，受古荡发掘的鼓舞，他又多次到杭县踏看调查，收集到100多件石器和黑陶，他认为良渚一带当是一处同样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施昕更的故乡就在良渚镇，当地早就有玉器、石器和黑陶出土，但因不知年月，全凭质地和造型区别对待:玉器已久为世人所珍，有人收购有人倒卖;石器与黑陶则被视作无价值的物件，随得随弃。想到此，参加完古荡试掘的施昕更便急匆匆赶回家乡收集石器，收获了铲、戈、镰、镞、凿等石器。有的精致、有的粗朴，他认为应有先后之别，不能一概而论。于是想到要用科学的方式—利用河岸池底来观察地层的剖面，了解玉器和石器分布及蕴藏的情形—来探讨这个问题。7月他再赴良渚，经过多日的分区搜寻，他自认为对石器的分布有了大致的了解。11月他又回家乡考察，在棋盘坟附近一个已被吸干的狭长形池底，发现了一两片乌黑发亮的黑陶，当时他并不在意，直至回杭后翻阅《城子崖》报告，恍然觉得两地的黑陶非常相似，并且良渚的黑陶应与石器相伴共存。12月两次赴良渚试掘，获陶片、陶尊、陶鼎还有刻画纹或符号的黑陶，施氏觉得获得了重要的物证。
1937年3月，施昕更进行第三次试掘，为了编写考古报告，期间对棋盘坟遗址重新开挖，获得了陶鼎、陶豆、陶瓿、陶簋等十余件、碎片数百。
同年4月，中央研究院的考古专家董作宾、梁思永专程来到杭州，由施昕更陪同考察良渚遗址。施昕更在良渚地区所做的调查和试掘工作，得到了两位专家的赞赏，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下，施昕更更潜心整理发掘所获，数月之内，施昕更将这批野外资料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一书，由此成为关于良渚文化遗址的第一部发掘报告，同时也让良渚这个美丽的名字早早地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施昕更在这部报告中没有象古荡报告中那样采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定性，但是施先生在文中还是表达了他的观点，即“浙江古代已孕育很早的文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这是无可疑的了”。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这本书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算得上条目清楚、叙述精当、图文并茂。不但遗址情况和遗物特征都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出来，同时注重用分类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来说明问题，因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考古报告之一。
事实上，施昕更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但是，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他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
后经董聿茂呼吁，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1938年秋，《良渚》一书在上海勉强出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葬于瑞安县西山。
良渚文化的的命名
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天行是一位收藏家，而施昕更则是一名专业工作者。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从民间和业内对良渚文化的发现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一定要评判他们各自的作用，我们只能说:从考古学的角度，施昕更是一位敬业的先行者，从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来讲，何天行是一位热心的古物爱好者和研究者。施昕更与何天行的研究成果，为良渚文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鉴于良渚遗物与龙山文化存在着明显的特征差异，地域上又相距较远，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于1958年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教材时，考古学家夏鼐等将环太湖流域的上述文化内涵从龙山文化中划分出来，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
伴随着文化的命名，就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江、浙、沪三省市先后发现了一些良渚文化遗址，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198号良渚大墓，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周汉古玉的琮、壁等良渚玉器，第一次与良渚典型陶器共存于同一墓穴而展现在世人面前，良渚玉器的千古误读由此得到了纠正。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具有高度发达的玉器制造业随后也被一波波的考古发现反复证明和强化:
1982年，江苏武进寺墩发现随葬33件玉琮的良渚大墓;
1983年，上海青浦福泉山揭开了埋藏有大量玉器的一批贵族墓;
1987年，浙江余杭反山显贵墓地开挖，一大批前所未见、精湛绝伦的良渚玉器骇然面世，极尽雕饰的“琮王”也神秘现身，它使人们相信: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
现在，良渚文化已经成为江浙乃至全中国值得骄傲的文化源头。而这一些都开始于那个叫“施昕更”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