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阮毅成、方豪，一个是杭高旧一中时期的学生，一个是省立杭高时期的校长，他们相逢相识在“五四”，都曾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在五四94周年之际，仅以此两篇文章，追念先贤，并勖来者。

　　阮毅成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我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今杭高，编者注;下同)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年十五岁。 

　　我于民国七年夏季，在杭州的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毕业。其时杭州只有四所男子中学，一所是省立一中，另两所是私立安定中学(今杭七中)与宗文中学(今杭十中)，另一所是教会办的蕙兰中学(今杭二中)。 

　　当时的学制，是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三年，合为七年。我幼年入家塾，未进过初级小学，系从高小一年级读起，毕业时为第三名。(第一名为叶国华，第二名为王均棠。)第二高小与第九初小合设一处，地址是杭州佑圣观巷，校长是程培甫先生。 

　　中学尚系旧制，四年毕业。考中学时只考作文一篇，父亲于暑假中延二高的国文教师赵敏哉先生在家补习，每天以春秋左传的题目作文。考后，我先去看赵先生，将文稿请他看。他说:“大体不差，但不算最好，因为对题旨未能充分发挥。”而后回家给父亲看，他说:“题旨未完全弄清楚，且看运气罢。”我听了他们的话之后，颇觉难过。因为我的国文，在小学中一向名列前茅，尤其做左传的题目，更是熟悉。这一次题目出在孟子，竟写得不好，使老师和父亲都感觉不满意，实在惭愧。父亲不许我另考其它学校，只有呆等一中出榜。 

　　出榜的那一天上午，父亲带我到一中门口，看榜的人并不多。我们从后面向上看，一共取了五十名，我是第二十六。父亲觉得有些徼幸，勉励我入校后要特别用功。我内心自是喜悦，回到家中，家人也都为我高兴。 

　　其时的一中设在杭州直大方伯，北伐以后拆屋开辟马路，名为新民路。而一中却改设到贡院前原第一师范的校址，改名为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一中的原址成为私立树范中学，系许绍棣胡健中诸兄所创办。 

　　我入校时的一中一年级教职员，就我所记得的，为

　　校长吴文开先生 国文教师杨学洛先生

　　英文教师施少明先生 数学教师洪镜西先生

　　博物教师宋知方先生 历史教师王梦僧先生

　　地理教师钟毓龙先生 修身教师陈先生

　　音乐教师王华恩先生 图画教师樊希忱先生

　　手工教师王伍先生 体育教师王擎柱先生 

　　同班同学虽录取有五十名，但并未全数报到，实到的只有四十余人。其由浙东各县来的，年龄都比较大。和我同坐一张长橙的是王乃宽兄，他是诸暨人，就比我大四岁。其时我才十四岁，他已十八，相差就觉得很大。因此，他俨然以大哥自居，在校中处处照应我。他是住校生，我是走读，每天只在校中吃一顿午餐。我在二高的同学，同时考入一中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初入校时颇觉得孤单。尤其我们不懂浙东各县的方言，幸而有乃宽兄，否则竟无法和同学们交谈来往。 

　　我在一中一学期中，生活很平静，成绩也有进步，但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等门，只能勉强及格。 

　　五四运动一发生，我们的平静学生生活，完全变了。 

　　首先是杭州有了学生联合会，学校中有了学生自治会。我先当选了学生自治会的评议员，又当选了出席学生联合会出版委员会的代表，常常要忙着开会。 

　　再则是抵制日货的运动，各校学生分组到车站，轮船码头，商店中去检查日货。原有的加以查封，新运到的加以扣留，送到学生联合会去处理。我被派到南星桥车站，接送多少天，并未查到日货。因为这只是从杭州到江干的一个中间小站，平时就没有多少洋货进出。我们这批中学生，只得在车站上检石子玩，每天等到最后一列火车过站了，才回家休息。 

　　再则是示威游行，为了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为了支持上海的罢课罢市运动，每隔几天就有一次全城学生大游行。我除了要参加游行外，还被推担任草拟传单。传单都是用毛边纸油印的，每次要有新的内容和刺激的语句。而各校所发的传单，无形中还有竞赛，大家都不愿被人批评为平凡不足道。我后来曾将当时各校所发的游行传单，汇集起来钉成一大本，不幸在抗战期中失去了! 

　　还有就是开会听演讲，其时北京、天津、南京、上海，不断地有学生代表到杭州来，报告各地学生运动情况，开会的地点多在平海路省教育会礼堂。 

　　于是，自五月起一直到放暑假，就没有上过几堂课，连学期考试，也在废除考试制度的口号下，没有举行。 

　　过了暑假，我们一班自然地升为二年级。暑假中，学校中照常招生，仍就是考一篇作文。开学时，校中盛传这一年的新生状元，在应考时，是用白话文写的卷子，于是大家都急着要见一见这位榜首。那知道开学后，他来报到了，竟是一位身穿蓝布大褂鼻架阔边眼镜，足穿老布鞋，并且还有些驼背的老少年。他名叫查猛济，字宽之，浙江海宁人。自小在家中延师读书，未读过小学。因而他的国文基础很好，但也只懂得国文，其它功课一概不行。他比我也大几岁，因而在王乃宽兄之外，很快的成为我文学上的大哥。 

　　我们那时之所以惊奇，因为一中的国文教师杨学洛先生，是杭州有名的桐城派。他选给我们读的文章，都是桐城派的名作。杨老师又以书法名，据说他写字是将新笔用剪刀剪去笔尖后才写。他怎么会在入学考试时，将一用白话写的试卷列为第一名呢?是查宽之的白话写得太好，还是杨老师在五四运动后也赶学时髦?我要解答这个谜。在二年级开学后，杨老师第一次上作文课，出了一个题目是”论演说之效果”，我就用白话文写了一篇缴给他。第二次上课的时候，作文发了回来，杨老师仍用旧式圈点批改，有一段连用密圈，最后还批了”了然于心了然于口”八个字。从此全班同学都知道杨老师并不反对白话文，很多人就都改用白话作文，我从此在中学时代，就未做过文言作文，杨老师也每次给我若干密圈，与很好的评语。 

　　其实，我用白话作文，并不始于五四以后，早在民国六年，我还在高等小学三年级，国文老师张元孟先生就教我们作白话文。张老师的长公子子成先生，是校中的英文老师(其时高小有英文课);次公子代理过我们的算术老师。因之，以年龄推算，元孟先生在当时，应已在六十岁左右。他先写了一篇无怒轩记给我们读，并且在黑板上写着下面一段话: 

　　“学生作文，往往困难万分。其意径笔路塞滞故也。故必以快利之文药之，而后沉?可起。抑近来校中读本，程度过高，实不适用。若必胶柱鼓瑟，是驱忆万子弟于陷阱也。书贾志在求利，而教员不可不负责任，且亦不忍立视其死。故拟此以示诸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张老先生要我们每一位同学将这一段话抄下来，送给他看，他在每一张上签了”教正”二个草字。从此他就教我们做白话文，他说:”语言为文字之本，不练习语言而哗然作文者，皆痴人也。”有一次，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望雨”，我用白话写成交卷，张老先生看了很满意，他在我的卷子后面批了一大段:”区区白话耳，苟非各种文法具备，何以能此。甚矣!即此练习语言，亦有戛戛乎其难之者。后生小子，其可忽诸。” 

　　再后面，照例用草书签了”教正”二个字。我们最初不解”教正”二字的意义，有一次当面问他，他说是请学生的家长予以指教的意思。渐渐地，张老先生教我们如何将各人自己写的白话作文译成文言，又选了些浅近的古文教我们如何译成白话。我现在特别说明这段事实，是证明提倡白话文并非始于五四，在五四的前二年，我已在小学中接受白话语文的教育。而白话文的提倡，更不是始于在北京倡导文学革命的几位大学教授。如我们的张元孟老师，以六十之年，在民国六年，就教小学生写白话文，真是得风气之先。可惜他是在杭州，只是一位小学教师，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我这个在当年亲受教诲而确实得到益处的小学生，是有为之宣扬的义务的。

　　不过，当时在小学中，我们一班，同时有两位国文教师，除去张老先生教作文外，还有赵敏哉先生教读本。赵先生教的完全是文言，并且最爱讲春秋左传。每年寒暑假中，赵先生为我们补习，专出左传的题目要我们做作文。他的意思是中学入学考试只考一篇作文，而题目却多出在左传上。后来，我考一中，题目却是出于孟子，因之，我做得并不十分好。张老先生年龄比赵先生大，他教我们用白话作文，赵先生未公开反对过，也从未在我们这些小学生面前批评过，是很难得的。

　　附 阮毅成（1904—1988）简介：字静生，号思宁，学名冠华，余姚人。阮性存之子。1918年入省立一中就读，五四时期任一中学生自治会评议员，组织“新吾学社”，与同学查猛济创办《明星》月刊，后相继改为《双十》、《浙江新潮》，为浙江最早用白话文介绍新思潮之刊物。1920年暑后至1922年在一师旁听。1927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政治经济系。1931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时代公论》主编。1937年任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抗日战争初期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英士大学教授、行政专修科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国立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1946年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去台湾，曾任台湾《中央日报》社社长、《东方杂志》主编、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董事兼总干事、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授。 阮毅成是蒋介石抗战前六位秘书之一，据了解，阮毅成离开杭州后，“相思病”越来越重，言必及杭州，得了个“三句不离本杭”的雅号。而他也不以为谑，索性就将他写的回忆集子叫做《三句不离本杭》。另著有《政言》、《国际私法》、《中国亲属法概论》、《法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