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生画集》最终栖身浙博，冥冥中似有召唤。因为丰子恺说:“西湖于我，可谓第二故乡。”
在漫长的艺术岁月里，杭州的点点滴滴，时时穿过丰子恺手中细细的毛笔，停留在那一幅幅小小的画面中。
这息息相通的情味，从少年求学杭州开始。国文老师偏爱这位名叫“丰仁”的好学生，为他改名“丰子恺”，愿他“和乐”、“安宁”。他与杭州共度的每一段时光，都围绕着这份幸福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现在的杭州市高级中学)，他结缘恩师李叔同，确立绘画之志;
在西湖“行宫”，他静观春秋美景，滋养笔墨光华;
在“湖畔小屋”，他享受盛名岁月，与知己宾朋分享美酒与时光。
读《护生画集》之前，我们打开丰子恺的杭州记忆，以此感受这座城市丰盈他笔端的善与美。
第一处:凤起路238号，杭州高级中学
【起】·选择
《护生画集》，缘起丰子恺与恩师李叔同的师生之情，如今位于凤起路上的杭州市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杭高”)，则是他们结缘的亲见者。
四月底的午后，已有初夏味道。百年校园杭州高级中学里，绿草茵茵，梧桐水杉错落参天，红墙灰瓦一如当年。
校史馆的旧相片里，一头板寸的清秀少年还在，一身挺拔的立领中山装，眉眼低低的青涩。在他身旁，是李叔同、夏丐尊、姜丹书等众多名师的泛黄模样。
仿佛，就是99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17岁的丰子恺，只身远离故乡桐乡石门镇，背着简单的行囊，以第三名的成绩，走进了彼时还叫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杭高。一入学，就受老师们格外偏爱。
国文老师单不厂，给原名“丰仁”的他，取了号“子恺”，“恺”，意为“和乐”与“安宁”，而他看起来也的确很像这个新名字描绘的那样。艺术老师姜丹书逢人便夸这位面庞儿天生团团的孩子，行为举止循规蹈矩，不苟言笑，很有大人样。
倒是那位叫李叔同的音乐老师，寡言少语，从不轻易夸他，甚至令他有点害怕。
但正是这位老师，后来点亮他的绘画之光，他的人生从此不同。而《护生画集》也正因这段缘分而起。
这几乎是杭高最脍炙人口的佳话。
【承】·琴
漫步古朴苍郁的校园中，90后孩子们色彩斑斓的画儿正在展出，音乐教室里传来孩子们悠扬的合唱声。
恍惚正是丰子恺笔下的校园——“学校里有开天窗的专用图画教室;音乐教室单独坐落在校园花丛中，拥有两架钢琴，五六十架风琴。”“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地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篆刻学校。”
轻轻推开音乐教室的门，如同推开丰子恺的第一堂音乐课，那样紧张而彷徨——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东瀛留学归来的名师李叔同。
“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
丰子恺悄悄打量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名师，早在13岁那年，他就在故乡的小学里唱过他写的《祖国歌》，“李先生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
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在这样的老师面前，他有些怯怯，练琴自然不敢松懈。
“每弹错了一处，李先生回头向我一看。我对于这一看比什么都害怕……我当时实在怕见李先生的一顾，总是预先练得很熟，然后到他面前去弹琴。”
【转】·画
透过画室天窗，阳光披在石膏模型上，今天的孩子们，对这一幕已习以为常。但在那样一个时代，接受这些，很需要些远见与勇气。
当李叔同第一次在教室里打开天窗，放上三角画架，摆起石膏像，教学生们用木炭画西洋画儿时，习惯了临摹的孩子们竟然无从着手，没一个画得像样。
但丰子恺却被拨动了心弦，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多了变幻，“天生的云，墙上的苔痕，桌上的器物，别人的脸孔，我的心会跟了这种线条和浓度之度而活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情趣。”
老师们发现，这位昔日乖巧的孩子，眼里多了些坚定与叛逆。他逐渐疏远了其他科目，借故请假到西湖边写生。杭高离西湖不远，没有地铁、没有公共自行车、没有出租，他总是步行前去，很快成了学校里绘画成绩的佼佼者，还被推为学校“桐荫画会”的负责人。
一天晚上，他到李叔同的房里去汇报学习情况，正要退出时，李叔同用很轻但极严肃的声音对他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
这是如此有力的鼓舞，丰子恺“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合】·展
1919年的5月，丰子恺和“桐荫画会”的朋友们，一起在平海路举行了展览，这是他作品的第一次对外展出。他特别邀请了老师过来检阅。而当时的李叔同，已是弘一法师。
师徒之间的细语仍历历在目——
老师说:艺术心，是广大同情心;艺术，是心灵为主，技术为次;艺术教育，应当是温柔敦厚、文质彬彬。
学生沉默点头，将字字句句谨记在心，开始以博爱之心灵去看天地间一切有情无情的物事。
正是这样一对真诚有爱的师徒，86年前，开始有了劝人向爱向善的《护生画集》。
2013年的5月，依然在杭州，我们将看到这部经典之作，体味当年这对师徒的赤子之心。
第二处:皇亲巷6号、马市街156号、田家园3号
告别了杭高的幸福求学时光，15年后，1934年，丰子恺又回到了距离杭高不远的皇亲巷，与当年的孑然一身不同，37岁的丰子恺是带着长女丰陈宝、二女丰宛音、外甥女丰宁馨等，来杭州读书。禁不住对杭州的牵挂，也为了孩子们方便上学，他从皇亲巷6号、马市街156号到田家园3号，几度变迁，戏称西湖“行宫”。
皇亲巷尽头的花园里，一眼便能望见丰子恺的铜像。坐在竹椅上打发时间的老居民们，都知道丰子恺在这里度过的好时光。距离他住过的老宅子“肖圃”被拆，也不过20年辰光。
“前面有一座九曲桥，还有一个八角亭，过来是一个有圆洞门的墙，里面是正房……正房前面还有葡萄园和假山，很漂亮。”老人家的绘声绘色中，好时光随之浮现——
晴好之时，丰子恺定到西湖边走走，他最爱那些嫩嫩的杨柳。“湖岸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S线来，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
雨天也有雨天的好。有一次，他与两女孩到山中游玩，忽然下雨，仓皇奔走，在一家小茶店坐下。游山遇雨，最初觉得扫兴，但此时此刻，山色空蒙雨亦奇，那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他的感兴，反而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
灵感突来，他问门前的茶博士借了一把胡琴，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从容地拉起了西洋小曲。孩子们和着唱起歌，引得村里的人们都过来看。
一个女孩唱起了《渔光曲》，要丰子恺用胡琴和，他就和起来，青年们都跟着齐唱，一时之间，苦雨荒山添了一份温暖。
清淡却温暖，这样的诗意与人情味，正是丰子恺笔下画面的情味，犹如山中传来的悠悠胡琴声，余韵犹长。
第三处:北山路与葛岭路之间
无论是求学还是生活，抑或是艺术创作，西湖实在是丰子恺生命中无法绕开的情结。
眼前是湖光涟涟、绿意浓浓，一眼望得见对岸的孤山林和靖放鹤亭。天气晴好的时候，天鹅们就在这一带游湖，正是游客们最爱的西湖景致之一。
时光倒回66年，1947年，刚刚经历了10年的逃亡岁月，恰逢他“天下何人不识君”的盛名岁月，求画之客不断。家人相伴，宾朋满座，丰子恺正是在这片湖光山色中，重新找回了安宁充实的幸福感，画画的意兴愈发浓了起来。
老宅早已不再，留下的是四棵静默的法国梧桐，它们如当年一般紧紧牵着圈，像是要牢牢守住记忆。
那时，这里还叫静江路85号。
一租下这小屋，丰子恺便欣喜地给友人夏宗禹写信:“杭州山水秀美如昔，我走遍中国，觉得杭州住家最好，可惜房子难找。我已租得小屋五间，在西湖边，开门见放鹤亭(孤山林和靖放鹤之处)，地点很好，正在修理，大约一个月后可进屋……此屋租修约三百万元，连家具布置，共花五百万左右。上海画展所得，就用空了。”
这一住就是一年半，丰子恺把这里叫做“湖畔小屋”，还和友人章锡琛、叶圣陶等共同酝酿出一对妙联:“门对孤山放鹤亭，居邻葛岭招贤寺”。而马一浮就住在几步之遥的葛荫山庄，两人常在一起谈诗论艺，马一浮还为小屋提了一副篆字对联:“天清”、“地宁”。
画桌上总有未画完的画，有时是别人所求，有时是《护生画集》第三集的作品。画得疲倦了，丰子恺便搁下笔，布履长衫，抚着长长的胡子，带着心爱的猫咪“白象”，惬意漫游湖岸边。看看各色各样的游人们也是一件快事。有位陌生人常来家门口钓虾，丰子恺看得入迷，一来二往，竟成了朋友。
小屋里总是宾朋满座，丰子恺在院子里存起了好几缸绍兴花雕，常常手执酒杯，和朋友们畅谈到夜幕深沉。这倒是辛苦了丰师母。“我家每日来客人，不下十班。送迎甚苦。宿夜客不断，有时客堂里设行军床。丰师母好像开了包饭作，每天忙于招待酒食。我倒喜欢热闹，来客一概招待。”
这是丰子恺最后一段在杭州的幸福时光。1949年，丰子恺移居上海。
1973年3月26日，经历了长达7年的禁锢生活之后，丰子恺从上海直奔杭州的春天，在一个星期里，重温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地，还写下了数篇诗文。
而那一次，是他与西湖的诀别。
40年后的现在，西湖又一次见到了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