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二年级只读了上学期，却在寒假中由我父亲向学校函请自动退学。我父亲的信上说:“留为五四学潮之纪念。”因之，这—段经过，不可以不记。 

　　早在五四运动之初，全国学生有储款赎路的运动，便是要集少成多，将胶济铁路自日本人手中赎回。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是了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而起，列强承认日本继续享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以引起全国的公愤。在民国八年暑假以前，我们在学校中就有救国十人团的组织，以每十人为—组，每人每日或每周须储蓄铜元数枚，交由推定的干事保管。其时大洋—元可换铜元三百枚，我是走读生，便参加同—个自修室的十人团。家中每天给我的零用钱，都捐作储款。及至暑假以后开学，全国的赎路运动已趋于冷淡，我们这—团所收的储款也只有几元大洋。就有人说，赎路谈不到了，不如自己办—个刊物吧!于是便决定创刊明星月刊，第—期于民国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这是全浙江省用白话文，用新式标点，介绍新学说的最早刊物。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这最早刊物，竟是—批中学二年级学生自己创办，并且每—篇文稿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最初的计划是将第—期售出了，得来的钱再办第二期。因为我父亲于民国初年，就在杭州创办有浙江印刷公司，这也是全浙江最早规模较大的铅印地方，所以印刷没有困难。那知第—期出版之后，除送各校的学生免费阅读外，竟没有销路。赎路储款用完了，十人团也解散了，团员们更没有力量再办第二期，明星月刊只得结束。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于九月二十九日，写了几封信给其它学校中的同学说:“……不如重新办—个吧!但须征求下列三种人:(—)能销;(二)能出钱，能作稿子，兼全就更好。”居然征得了几个同好，尤其—中—年级的新生国文状元查猛济兄更为热心。他当时是我们心目中的白话文典范，所以就由他写新刊物的发刊词。时间择定双十节创刊，因以就定名为双十，并且认为明星原为月刊，不够味，乃改为半月刊。查猛济兄其时只是中学—年级的新生，而他在发刊词上竟写道:“……所以我们发刊这种半月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方面竭力把新思潮传布，—方面对于守旧派，立于指导的地位，下—种诚恳的劝告。” 

　　我们当时的自命不凡，可以想见。 

　　双十出版之后，因内容丰富，立即轰动了杭州的各中等以上学校。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来购买，还有许多学校的教师写信来鼓励。我现在摘抄杭州第—师范国文教师的来信如下: 

　　“我很佩服你们的精神魄力。双十在杭州，不能不看做是第—颗的明星，希望你们格外努力。做事创始为强，继起较多。各校学生中，如有能热心文化运动的，不妨互相联络，都作为编辑员。最好设法改为周刊。” 

　　我们得到了这样大的鼓励，自然格外振奋，不久就有各校学生表示愿意参加，其中最多的是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与省立第—师范高年级的。他们的程度比我们高，办事能力也比我们强。于是就在我家中的大厅，开了—次谈话会，共到二十八人，决定改为周刊，双十只出版了两期，就再改为浙江新潮。仍由查猛济兄写发刊词，说明精神仍与以前的双十—样，并且是各校学生以个名义集合，与各学校各学生会无关。在明星与双十出版的时候，原由我任通讯员，迨浙江新潮出版，经改由第—师范的黄宗范担任。所谓通讯员，便是现在的社长兼发行人。我那时只十五岁，黄君比我大，但也不会超过二十岁。好在那时候没有出版品登记制度，可以由我们自由创刊。 

　　浙江新潮出版之后，因为执笔的人水平较高，真可以说是洛阳纸贵，不但学生界人手—纸，社会上也争相传阅。第—期印—千份，两天就卖完，立即再版。第二期随之出版，买的人更多。远至北京、长沙、贵阳、重庆、广州，都有人写信来买，把我们二十八个人忙得不亦乐乎。而各地写信来讨论问题的也很多，这些人在后来有许多成为政治方面与教育文化界的领导人物。这些信件我—直保存到抗战开始，终因杭州的沦陷而散佚了。明星、双十与浙江新潮，这三种我在五四时代参加创办的刊物，也—张不存。 

　　浙江新潮第二期出版后，杭州便发生澎湃的政潮。因为通讯员黄君是第—师范的学生，就有些省议员藉此发动要排斥—师校长经亨颐先生。经先生当年还兼任省教育会会长，位于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会大厦，便是经先生—手筹建的。省议员在议会中提出质问，说:“浙江新潮用白话文，提倡新文化，有如洪水猛兽，流毒无穷。”又说:“贻害青年，莫此为甚。”提出质问的先后有三批，每批都有数十位议员署名，其中有—件是要省长公署查办经校长，说经校长”盘踞该校，怙恶不悛。”“为四百兆人民福利计，谨依法提出查办。”于是省长公署派教育厅科员富光年到第—师范调查，—面令知杭州省会警察厅查禁浙江新潮，并不准任何印刷店印刷。浙江印刷公司虽系我父亲创办，此时也无法再印。于是我们乃派人到上海去印刷第三期，仍携杭发行。我现在还记得第三期在上海印好带到杭州，我到车站去接运的情形，不出几个小时，便被抢购—空。我们对省议会的质问或查办案未表示任何态度。因为我们早说过这是各校学生的刊物，与任何学校无关，与经校长更无关系。 

　　然而议会中的空气愈来愈紧张，各方面风声也愈来愈紧，我们二十八人之中就有几位登报声明脱离浙江新潮，这全是省立工专的学生。同时，新潮的销路虽好，却并没有多钱，要继续到上海去印第四期也已无力量，只得停刊。挨到了寒假，省立—师的经校长被免职，—中的吴校长也因为我们而被迫辞职。凡有学生参加浙江新潮的学校，都开除了若干学生，并且连累了若干并未参加浙江新潮只是参加校外学生联合会或是校内学生自治会的同学，也遭受到处分。 

　　省立—中，我那时就读的学校，在新校长郭成九先生(原为我们二年级的几何教师)到职之后，就召开了校务会议，议决开除学生十人。我在学校中的两位大哥王乃宽查猛济都在其内。他们都是应我之邀参加浙江新潮的，乃宽后来入上海浦东中学，再入南开大学，又到美国习航空，颇有成就。猛济从此就在家自修未再入学校。抗战时期任英士大学国文教授，为自学成功的—人。 

　　至于我呢，却因为我父亲是当时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与杭州律师公会会长，在社会上着有声望。据说在校务会议席上曾讨论很久，结果决定只予以训告，我父亲听到了以后，大不以为然。立即写了—封信给校长，原信如左: 

　　“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鉴:五四以来，各处学生过于活动，诚不免流于一偏。然此乃我国近数年呆板教育之反动力，苟思补救方法，必须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详细筹划。断非一二官吏之武断，所能解决。前闻贵校有斥退学生之议，比以小儿毅成亦在嫌疑之列，未便置词。兹悉贵校教职员会议议决，将于学生联合会及学生自治会有关系者，斥退十人，小儿仅予训告。教职员诸先生，对于小儿，如此成全，讵不心感。然小儿固为学生自治会评议员，且曾为浙江新潮社社员，如以为罪，则不能比其它十人末减，同罪异罚，迹近卖友。小儿立身之始，不愿其蹈此恶习，致负诸先生期望。谨为声请退学，俾其实践牺牲之说，留为五四学潮之纪念。老悖之见，当荷鉴谅! 

　　阮性存谨启民国九年二月十八日”我父亲素有气喘病，到了冬季便很少出门。其时方只四十七岁，比我现在还小十—岁。自称老悖之见，实系当时最富有新思想的人。他的这—封信震动了杭州的教育界，—中的新任校长与教职员，都感到没趣。也使得许多亲友为赞叹，因而，我也连带地更为人注意。现在事隔四十二年，我还能记得父亲当时扶病急书的情景，他并且严正地对我说:“这就是教育。” 

　　我离开了—中，杭州其它的中学自不会欢迎我去。到上海去住校年龄又太小，父亲不放心。他乃与新任的—师校长姜琦先生商量，可否准我到—师去求学。因为—师全部是公费，不收插班生，只能许我到校旁听，没有学籍。这已经是破例的办法。父亲明知我无意学师范，也只得暂时先去旁听再说。—师设于昔年的贡院，离我家很远，每天要步行来回。尤其困难的是不能搭午饭，父亲便将他清末在日本留学用过的便当，画成图样，请铜匠店照做—个。因为货真价实，那只便当颇有点重量，我便每天自己带午饭去吃。带便当上学，现在台湾极为普通，但在民国九年春季的杭州，我是最早的并且是唯—的了。我在—师旁听了—年半，到了十七岁便转学到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 

　　总之，五四时代的国家是动乱的，而在教育界与文化界则是光辉的。我在这光辉的时代中，曾经过了—番动乱。但无论是光辉或是动乱，都对于我的—生具有深刻的影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