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正式公布，共评出830项成果，包括45项一等奖，250项二等奖，518项三等奖以及17项普及奖。杭高1953届骆寒超校友的《骆寒超诗学文集》也入选。我们也借此机会，通过一段小传和去年媒体上对骆寒超校友的采访，来分享这位校友的研究成果。 

　　骆寒超，原名运启，笔名伊频，1935年3月14日出生在浙江诸暨枫桥一个普通家庭。在当地读完小学、初中，1953年毕业于杭州一中，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在校时被错划为“右派”，分配到温州永强中学任教，在温州生活了20多年。“右派”纠错后，调到杭州参与创办大型文学双月刊《江南》，1984年任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并主编文学理论刊物《当代创作艺术》。1987年被评为研究员。1988年调浙江大学，转聘为教授，担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2001年退休后又被聘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曾任浙江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以来，骆寒超主攻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已出版诗学专著和论文集:《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新诗创作论》、《骆寒超诗论集》、《新诗主潮论》、《艾青评传》、《骆寒超诗论二集》、《二十世纪新诗综论》;还有新诗创作集二种:《伊甸园》(与人合集)、《三星草》(与人合集)。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文学》(英法文版)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150余篇。总计纯个人著述字数在320万字以上。他曾多次获国家级和省级研究课题。国家级课题有:1989年的《文体诗学》，2002年的《传统汉语诗体演变规律与新诗诗体建设》;省级课题有《艾青综合论》等四项。 

　　其中，《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论现代叙事诗》连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新诗创作论》获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等。 

　　因为一部《艾青论》，骆寒超在诗歌理论界崭露头角;同样也因为《艾青论》，他被打为右派22年，在乡村中学教书，在海边劳作，在草地放牛…… 

　　艾青在世的时候，只要骆寒超去北京，都会去艾青家里看望他。有时候，一住就是半个月，形影不离。 

　　“他对我有种特殊的感情。他希望我坐在他旁边，坐在沙发的靠手上，他抓住我的手，一句话都不讲，可以这样坐上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1980年，骆寒超第一次到艾青家，就住了半个月之久。或许是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相同的追求，第一次的谋面，就让他俩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现在大家讲起骆寒超，就讲《艾青论》。实际上，《艾青论》只是我的一部分。”骆寒超有些委屈。 

　　作为国内著名的诗学理论研究者，骆寒超的研究，是从《艾青论》起步的，但他的成果远远不止这一部。 

　　最近，骆寒超在继续《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的写作，大约160万字。 

　　“另外，《中国诗学》的第一部《诗体论》已经出版了，第二部是《诗质论》，第三部是《诗潮论》。每部三卷，共9卷。”说起自己的学术研究，骆寒超一脸神往:“当《中国诗学》9卷都出齐了，我就可以跟这个世界告别了。我不看电视，对旅游也不感兴趣，对我来说，无非是想把自己的理想完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14岁起，骆寒超就开始写诗，一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创作。 

　　16岁，骆寒超就在报纸上发表诗歌了。 

　　“本来是一心想做个诗人的，但进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系主任说，你们不是来学写诗歌的，你们是做文学研究的。” 

　　从此，骆寒超就开始了研究诗歌的漫漫生涯。“诗歌不再发表，但写还是写的。”骆寒超说自己有个特点，就是干一件事情，就一定干到底。 

　　所以，从艾青开始，白莽、郭沫若、鲁迅、何其芳……骆寒超把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名诗人们，都研究了一遍，并写出了多部专著。 

　　(以下记者简称“记”，骆寒超简称“骆”) 

　　记:看您的简历，觉得您的人生还算一帆风顺。但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有一段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 

　　骆:可以说在南京大学毕业之前，我确实顺风顺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1957年的那个夏天。因为倾心于诗歌而崇仰了艾青，也因为崇仰了艾青而完成了11万字的题为《艾青论》的毕业论文。但未等答辩，艾青就遭受了政治冤屈，而当时正处毕业分配的我，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我被分配到温州近郊的永强中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那时我才22岁。 

　　记:当时，除了教书，您还被发配到海边劳动，种了很长时间的番薯? 

　　骆:是的。当时茫茫的海滩上种了一地的番薯，我要把番薯藤都翻一遍。夏天猛烈的太阳下，没有水喝，就喝泥沟里的水。那种寂寞，你很难设想。 

　　记:但您不仅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还翻译了很多诗歌。 

　　骆:我的确是一直试着翻译诗歌，特别是俄罗斯一些诗人的诗歌。 

　　同时，我也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比如《臧克家论》、《郭沫若论》。还有关于新月派的徐志摩，现代派的戴望舒等人的诗歌研究。 

　　总之，在动荡的青春年代，我一共写了大概100多万字的学术作品。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我积累了诗歌方方面面的知识。 

　　记:您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骆:我一边认真劳动一边想，只要我好好干下去，总会给我摘掉“帽子”，总会好起来的。等我自由了，我要先看哪些书，要写些什么东西，要做哪些事情。这样不断地规划自己的一生，漫长的劳动也就过去了。我没有把自己拖向绝望，把精神拖向颓唐。 

　　记:对您来说，艾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或者说，您的命运都和艾青有关。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艾青的? 

　　骆:大概在1951年，我在杭高念书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艾青的诗，那首诗叫《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但艾青是什么人呢?我不晓得。我看他的诗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充满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就深深地爱上他了。 

　　我读到《大堰河——我的保姆》时，非常激动。艾青笔下的农村，同我家乡很像。读他的诗，使我回忆起了自己的家乡，虽然我在老家诸暨枫桥镇只生活了很短的时间，12岁便离开了，但我的确很爱这块土地。 

　　记:艾青的诗歌里，最吸引您的意象，是什么?

　　骆:土地、河流、太阳。 

　　“土地”情结是对国家、对家乡、对劳动者爱得深沉的隐喻。 

　　艾青诗歌中的河流、渔夫漂泊的生活，也让我很有感触。直到今天，我始终感觉我还在流浪。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流浪了，但我的灵魂仍然在流浪。 

　　我还特别爱艾青的太阳情结。这里有一个想象逻辑:光明一定会来到。艾青的这种想象逻辑影响了我，所以即使我被打成右派，受尽屈辱，但我深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记:诗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骆:诗，给我的灵魂以安慰。 

　　我每天都要读诗，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诗歌，是我不能缺少的灵魂维生素。实际上，我对诗歌的学术研究，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可以说，诗是我的终生伴侣。 

　　记:现在诗歌处于一个越来越边缘化的地位，您怎么看? 

　　骆:在我看来，诗歌不是边缘化，而是中心化了。社会生活安定后，人要心灵化。诗歌是心灵的真实表现。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写诗，这个现象，就是诗歌中心化的表现。 

　　记:有一种说法叫愤怒出诗人，就是说，在艰辛困难的时代，会出好诗。您说现在“诗歌中心化”，但当今社会并没有出现好诗。 

　　骆: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很好啊，各种各样的写法都出来了。诗歌表现方式自由了，到一定时候，就会有大诗人出现。也许过不了十年，二十年，世界级的大诗人都要出来一批。 

　　记:2010年，您推出了《骆寒超诗学文集》，是将传统汉诗与新诗研究打通的学术研究，主要观点是什么? 

　　骆:我认为诗体是诗歌结构、语言、形式的总称，因此把《汉语诗体论》的三卷本分别命名为《结构篇》、《语言篇》、《形式篇》。 

　　我提出了一个看法:特定的思维方式决定着特定的诗体。 

　　思维一般是两类:神话思维与逻辑思维。古典诗歌主要是神话思维的产物，新诗则受西方影响偏于逻辑思维。这是探求汉语诗体中，十分新颖的一个视角。 

　　记:中国新诗的历史大概有一百年左右，作为诗歌评论界前辈学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与发展变化? 

　　骆:中国新诗有93年历史，的确有许多骄人的成绩。五四初期讲人性，人道主义，以此为基础，来确立我们的新诗，并延伸出个性解放，非常可贵。 

　　很快，诗歌就“政治化”了。 

　　当然，在特定时期为政治服务，显示政治倾向，是必要的。但是，当“救亡图存”成为诗歌的全部方向后，另一种影响就出来了——诗歌失去了自我贴切的体验。这一点，使新诗在很长的时间里，走着一条狭窄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这条路走得越来越窄。所以在四人帮打倒以后，我们重提诗歌的自我追求。 

　　新世纪以来，我们的诗，开始追求自我感受。我觉得，不管什么风格的写法，都应该允许，无可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