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经历 

　　陈土怡(1912-1994)，1912年5月4日出生在浙江省宣平县保和乡(现武义县岭上乡)少妃村的一个墙门上刻着“义门家风”匾额的耕读家庭。兄弟七人，排行老五。陈土怡6岁进学校读书。当时，他所就读的学校，既读四书五经等古文，又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也就是说，在经历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其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甚至教育体制等正处于一个新旧变革的转换年代，特别是科学救国的思潮深刻影响着年轻的陈土怡。由于他天资聪颖，记忆力特别强，加上勤奋好学，力求上进，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喜爱。一位教过陈土怡古文的廪生先生非常赏识他的天资、勤奋和宽厚待人的品格，并在陈土怡小学毕业时曾对他的父亲说:“若在前清，你的儿子一定会中举人、中进土，前途无量，你应该让他读书。”因此，陈土怡的父亲，曾怀着光宗耀祖、兴家立业的思想打算将来让陈土怡去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好当大官。然而，此时的陈土怡，已从古文的学习和临摹字帖的范文中领悟到荣华富贵犹如过眼烟云，至多昙花一现而已，认为做人要格物致知，穷自然之理，那才是无穷尽的。他把“事有终，理无穷”写成六个大字放在书桌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直到很多年后，他还常常饶有兴趣地讲述他年轻时代如何从古文中学到许多人生哲理和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也是他矢志研究自然科学以穷自然之理的思想萌芽。 

　　1927年，陈土怡第一次离开山村来到金华，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为金华一中)读初一。可是就在这年秋天，父亲染伤寒症去世了，这无疑给他家庭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他的母亲忍受着极大的悲痛，仍设法让陈土怡继续上学。陈土怡亲眼目睹当时广大农村，特别是他那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因缺医少药，瘟疫流行，亲人及乡亲因无钱就医而遭受疾病折磨和死亡的悲惨情景，曾一度萌生将来当医生的念头。 

　　1930年，陈土怡初中毕业后即到省城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级中学(现为杭州高级中学)。当时农村的贫苦和落后，母亲生活的艰辛，都时时激发陈土怡加倍勤奋学习，奋发向上。在中学期间，陈土怡学习非常刻苦，认为这是今后做学问和立身处世打基础的阶段。所以，他对各门功课采取兼收并蓄，决不偏废任何一门功课。在谈到他后来改变学医初衷的原因时，他回忆道，在高中阶段，有一位曾留学日本的生物老师，课讲得非常生动，有条有理，引人入胜，并常常引导和启发学生思索大自然的奥秘很受学生欢迎。久而久之，他对生物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33年，陈土怡高中毕业即参加了浙江省全省高中会考，因其成绩名列前茅，被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保送进入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 

　　刻苦研究 

　　1937年，陈土怡以优良的成绩毕业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获学土学位。毕业后，适逢当时的浙江省实业厅在舟山开办浙江省水产试验场，计划挑选一名浙江籍的大学毕业生去当实习生，然后派往英国留学，将来回国后从事浙江的海洋水产研究。经著名生物学家蔡堡教授(也是杭高校友，1910年代入读杭高)推荐，陈土怡于1937年8月到舟山浙江水产试验场当实习员。然而，未满两个月，就因日本侵略军将要攻占舟山而被迫离开试验场，最后辗转回到武义老家，任方园学社的数理化教员。1938年，经贝时璋教授介绍，到内迁江西赣州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任助教，协助德籍教授G.科勒(kller)担任动物学的教学工作。不久，学校内迁昆明。此时，因科勒教授已应召回国，陈土怡一人担任了动物学、组织胚胎学和无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的教学工作。陈土怡一如既往，仍以满腔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投入教学工作。直到1 940年7月，当他的老师蔡堡教授得知陈土怡的研究兴趣乃是遗传学时，即聘请他到已内迁遵义的中国蚕桑研究所任助理员，后任研究助理，从事家蚕的数量性状遗传学研究。在中国蚕桑研究所的5年时间里，他如鱼得水，兴趣盎然，出色地完成了家蚕的数量性状的遗传分析，发表了8篇有关论文，为中国的家蚕选育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根据。 

　　留学经历 

　　由于陈土怡的这些成绩以及他一贯勤奋工作和突出的研究才能，1945年，该所的上级主管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决定选派他去日本留学，但由于日本侵华造成陈土怡感情上的伤害，后遂改派赴法国。1946年5月，他取道印度加尔各答到达巴黎，经谈家桢教授介绍，进入法国巴黎物化生物研究所的遗传研究室，师从著名胚胎学和遗传学家B.埃弗鲁西(B.EPhrussi)作研究生，进行遗传学研究。最初做的是有关果蝇眼色的遗传，但当他完成温度对果蝇眼色突变的作用之后，即随导师埃弗鲁西从果蝇转向酵母的遗传学研究。陈土怡在遗传研究上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在研究酵母营养型小菌落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种分离型小菌落及其遗传机理。1947年，来到法国不久的陈土怡，当他在法国巴黎物化生物研究所遗传实验室完成温度对果蝇眼色遗传作用的研究后，导师埃弗鲁西教授就告诉他，用酵母进行遗传学研究比果蝇有更多的优点，并要他尽早转向酵母的遗传研究。这也是陈土怡的科学机遇和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陈土怡在导师的指导下，很快就掌握了解剖酵母子囊的显微操作技术。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单倍体细胞对单倍体细胞的直接交配法，以改进酵母杂交中的孢子对孢子和单孢株细胞对单孢株细胞的群体交配的传统方法，这样就可更迅速、更直观和更可靠地获得二倍体杂种，从而为酵母遗传学研究创建了一种新方法。陈土怡的这一开拓性研究成果，曾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广泛重视，不仅被有关专著所引用，而且写入普通遗传学教科书，这无疑为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8年8月，由系主任G.提西厄(G.Tissier)和导师埃弗鲁西的推荐，在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遗传研究所兼任研究助理。1950年6月，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土学位。在整个留法期间，陈土怡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他并没有完全沉浸在实验室里，而是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解放，并积极参加了巴黎中国学生会，还参与筹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巴黎分会。在1949年2月至3月间，被选为巴黎中国学生会的执委，担任秘书长，积极支援国内的学生爱国运动，并为促进祖国的解放在留法学生和旅法华侨中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学成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陈土怡欢欣鼓舞。但当时，伦敦和莫斯科电台已开展了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与摩尔根遗传学派的争论。同时，苏联的一些著名遗传学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使陈土怡颇感疑虑，担心回国后能否继续开展遗传学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认识到刚刚新生的祖国，一定需要人才，需要科学，而科学总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苏联在遗传学方面的做法，可能不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演。于是，他终于告别了给他创造优厚条件并热诚挽留他的老师，满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踏上归途，于1950年10月回到祖国，受聘为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由于当时中国的课程设置深受苏联的影响，他回国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原有的遗传学不能讲授，只能讲米丘林遗传学。在这种情况下，陈土怡只能去教动物学、无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和微生物学概论。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土怡任浙江农学院教授兼生物学教研组组长，遗传学课程仍不能正常开设，他只好继续去教动物学，并悉心编写出版了《动物学》教科书。1954年兼任浙江农学院副教务长，开始了他一生繁忙的教务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一直以党员第一，教授第二的认识对待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1958年5月，陈土怡参加了杭州大学的建校工作，同年9月，原浙江师范学院与杭州大学合并，他即调任杭州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和生物系系主任，后辞去教务长职务，专职生物学系系主任，直到1987年退休。在他任系主任期间，曾冲破各种阻力，组建了遗传学教研组，开设遗传学课程。后来又积极与同仁筹划成立了杭州大学生物研究所并任所长。他的不懈努力，为杭州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可概括为呕心沥血几十年，任劳任怨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