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直以来，校史馆关于一师时期四大金刚之一的李次九校友的资料非常少。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新浪博客上看到了这篇文章，作者“常熟人也”对李次九生平事迹的考证好引述也算是下了大功夫，对研究李次九有着非常大的学术价值，故转来以飨读者。
差不多一整年来，明清时代的常熟人填满了我的脑子。可是近日，这些常熟古人却被一个模糊的身影推挤到了一边。
这个人叫李次九。
吴兴李次九，据说原名鹏，次九是他的字(《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一代师表——经亨颐传》)。这是极有可能的，虽然大多数书上提到他只说“李次九”。根据有二。一是《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25年日记岁末附有一份名单，大概是一年中有交往者，其中有李次九，括注:“吴兴人。”李次九之上是李鸿，括注:“字子馗。”两人名字边上有一大括号，注明“弟兄”二字。李次九《词选续词选校读》的自序由这位“子馗”手书上板，落款是“同怀弟子馗书”。同怀指同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则李次九与子馗为亲兄弟毫无疑义。兄弟二人都是单名从鸟，这符合过去取名的一般规律。二是《庄子?逍遥游》里边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大鹏要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昔人取名与字通常意义相关。李鹏，字次九，寄托了高远的人生理想。不过，自从数年前由关注夏丐尊而留意到李次九，他留给我的印象分明更像龙——见首不见尾，在云端时露一鳞半爪，让人急欲窥其全体而不得。
“李次九”这三个字在今天已不大为人知晓，在九十二年前可是大名鼎鼎。陈望道对五四时期的浙江第一师范有这样一个判断:“在我的记忆当中，浙江对五四运动的反应，比上海要迅速、强烈。‘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讲，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而陈望道和李次九，加上夏丐尊、刘大白这四位国文教师，正是浙江第一师范里旧派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里，夏丐尊进人一师最早。1908年已经是校内的日文翻译，比鲁迅还要早一年。然后自告奋勇做别人不愿意干的舍监，到了五四运动前三四年，又主动请缨教国文。正如傅彬然所言，他对于语文和文学的见解，与校内那些只把他们自己所熟习的一套传授给学生却不大顾到一般师范生的需要和接受能力的“宿儒硕彦”们大不一样，而与后来五四运动时候陈、胡诸子“文学革命”的主张多半吻合(《怎样才对得起夏先生对得起自己》)。在充斥着“宿儒硕彦”们的校园里，夏丐尊太另类太孤独了。这时，决意要“与时俱进”，在一师发动一场教育改革的校长经亨颐，认定“师范学校，无非为普及教育”，而“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国文教学的改革被他视为需要“第一个研究的问题”。1919年暑假，经亨颐为夏丐尊请来了三位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时候，李次九那龙的特性便已经显露出来了。夏、陈、刘这三尊“金刚”来到一师之前，何时在何地读书，何时留学日本，何时回国，回国后干过什么，无不清清楚楚，有案可稽，唯有李次九只留下几个点，连不成一条线。我以几年读书积累，勉强得知如下几点。
他大约1878年出生于归安(民国初与乌程并为吴兴县)双林镇。其生年，可谓笼罩在云里雾里。《杭州市教育志》“李次九”条说“生卒年不详”。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说他生于1870年。《杭州文史资料》第三辑许为通《回忆浙江省立贫儿院》说1937年时的李次九是个70多岁的老人，则生年又在1870之前了。《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说是生于1879年。我无从知晓这些书的依据，但其本人《词选续词选校读》自序落款应该是最可靠的:“九一八国难第三次纪念日，吴兴李次九，时年五十有七。”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第三个纪念日是1934年9月18日。如果五十七岁是虚岁，则他出生于1878年;是实岁，则生于1877年。
戊戌变法前后，他人归安县学成为秀才。《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第五册王治心序说:“我同次九，本来是归安邑庠同学。”他的同学还有后来成为著名林学家、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长的梁希和和金融家俞寰澄。梁希有一首诗《和寰澄次九》:“俞七风流李九狂，童年一手好文章。黉门最晚交梁五，梁五而今七十霜。”《梁希文集》编者注:“寰澄即俞寰澄，曾任全国政协会员。约作于1953年，林业部档案处提供。”编者显然对李次九一无所知，所以只注了“寰澄”而对“次九”不着一字。据《湖州文史》第四辑张楚宝《梁希教授的生平及其光辉业绩》，梁希与李次九同乡，1883年12月28日生于吴兴县双林镇。早年字索五，后改字叔五或叔伍，笔名阿五(故诗中自称“梁五”)。初在私塾启蒙，稍后就学于双林镇的蓉湖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科府学人选秀才。《德清文史资料》第七辑俞恩瀛《俞寰澄传略》载，俞寰澄，德清县人，1881年生，排行第七。戊戌政变时期，他到南浔(后来双林镇隶属于南浔区)读书，寻求新知识。在南浔与梁希同学结成好友。“黉门”一般指学宫。从梁诗可见，李次九、俞寰澄人邑庠较早，他本人是戊戌的次年人学的，则李、俞成为秀才恐在戊戌之前。以数十年相知之深，梁希用“狂”字来状写青年李次九，想必是十分准确的。二十来岁的他就不是一条安分的龙，而是难驯的“狂”龙。
可能和当时不少有理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一样，维新运动的失败，促使他们离开科举“正途”，投向了革命阵营，李次九加人了光复会(陈觉民《光复会党人录》)。王治心说，他还曾游学日本，受到孙中山的熏陶(《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第五册序)。辛亥革命湖州光复后，被省里委任为湖州分府民事长(光复初，知县改称民事长。民国元年二月，浙江军政府公布《浙江省地方官制决议案》，民事长改称知事，主管行政兼理司法)。邱寿铭《湖州光复回忆》载，革命之后不多久，财政紧张，盗贼蜂起，农民不安于室。沈谱琴主持的临时军政分府勉强维持了三个月，上海方面委派俞寰澄担任军政分府主任，李次九为吴兴县知事。俞、李到任后，首先派兵缉捕土匪，镇压首恶，以靖地方，同时坚决打击恶霸，湖州面貌为之一变。不过，大概因此受到地方恶势力的排挤，这次任职为时短暂。新编《湖州市志》第24卷附录《民国时期吴兴县县长名录》里没有李次九的名字，第一任县知事成了1912年4月到任的方于笥。但李次九做过知事是肯定无疑的事。1932年的《兰言晶报》第81期有慎侯的《用前韵赠李次九知事》诗，如果没有任过知事，不可能用这样一个称呼。
大约在此后数年间，他受归安县学时的同学王治心的影响，皈依了基督教。王治心《我的写作与宗教》回忆说:“当时我引导导了几个读书的朋友进了教，像……李次九先生(他在民国初期做过吴兴县长)……我们也作了很知己的朋友，替教会开辟向读书人传道的路。”(见《基督教丛刊》1946年第14期。据文意，时间应在王治心在上海编基督教报纸《兴华报》时期，王1911年起任编辑，1921年辞职往南京）他们同隶于上海慕尔堂为教友（《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第五册序）。
1919年2月25日，李次九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期发表了《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问题》。此文洋洋洒洒，占8页之多，论述“和平会议（按，即巴黎和会）之唯一问题为去兵”的观点，还提出极为具体的种种措施。让列强和军阀自己解除武装，这种见解不免显出几分书生气，实属“狂”想，但颇能见出这条“龙”胸怀天下，关心人类福祉的襟度。
下一次见到这条龙，是在几个月之后的浙江一师。
李次九到一师的经过，我们只能在《经亨颐日记》中看到简短的几则记录：7月6日，经亨颐和夏D尊、王锡镛等商定新学期要试行专任制，添聘国文教员。7月16日，“晨，访沈尹默，介绍李次九为本校国文教员。”7月19日，“晨，访刘大白，询李次九品学。”8月1日，“四时，至校，缮新聘国文教员刘（大白）、李二君证书。”可见过去“为了聘国文教员，不新不旧，有新有旧，宗旨变换好几次了”都不满意的经亨颐，这一次是极为慎重的，有沈尹默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推荐不够，还要专程向刘大白打听其品学。“四大金刚”风云际会，在小小一师的平静校园，掀起了冲天巨浪。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里，语文课堂成为新旧思想文化搏斗的重要战场，新旧力量的冲撞激荡把李次九推到风口浪尖。得到经亨颐支持的“四大金刚”，对一师的国文教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共同制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以与人生最有关系的人生问题、家族问题、贞操问题、文学问题等十六个问题为纲，从新出版的刊物上选出一百多篇时文（多为白话文）作为教材，让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去自动的研究，而教师处于指导的地位。每一到两个星期，教师把将要研究的某一问题的相关课文发给学生，并指示阅览的次序。然后按照答问--分析--综合--书面批评--口头批评--学生讲演--辩难--教员讲演--批改札记这样一套程序实施教学（以上综合《浙江一师风潮》收录多种史料）。加上学生自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一师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时还是学生的梁柏台1919年11月11日致何宝运的信中，青年学生的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教授法，要比上半年好；学生的自动力，要比上半年强。下半年的教员，大家提倡新文学的如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袁易……这一般新教育家，我们浙江各校，所不能多得的，居然在本校任教员，怕不是难得么？所以《时事新报》社，给我们一封信，说我们的学校，在全国中等学校排起来，要算第一个位子，以北大来作一个比例，大家觉得欢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