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翼翼地写下每一个文字，我慎之又慎，因为我知道，一旦落笔，它们便可能被人阅读，或多或少，但到那时，它们已确确实实地成为了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被人阅读就意味这些文字作为我的延伸，还有必要对他人负责。不过落笔几个字，都变得如此不可亵渎，更何况一本书呢? 

　　作家余杰在其作品开篇便控诉“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因此，提笔时总是心惊胆战。令人悲伤的是，如今还有多少人对文字怀着敬畏?我把这个问题的利刃，指向读者，同时指向“造书者”。 

　　书，是思想的集合，是思想自由交流的集合。那么，我心中的这个自由集合，它究竟应该生得如何模样?我盯着右手旁书柜上的一本本竖立着的纸质书，沉思良久，依旧给不出答案。我想，承载着思想的书籍是没有固定的套式的。它们既不是八股文也不是样板戏，再智慧的人类也不能想象，“书”应该是怎么样的。不断的阅读，会有不断的相遇，让你惊叹，原来一本书，一个人的智慧还可以如此。有多大的心，就有多少智慧，是不能穷尽的想象。 

　　但是，我知道，它们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书的群体里，潜入了几个异端分子，它们和真正的书籍一样披着相同的外衣，却有着迥异的灵魂。它们在自由的庇护里招摇撞骗。 

　　当然，我以为用良心铸就，本意是用理性的思想去交流，而非意图欺骗的，则应当另眼看待，书籍有足够的胸襟包容暂时的错误的存在。因为即使一本书的言论不完全正确，但是在错与对的争辩中，我相信，错误也是真理的一部分。错误只是书籍暂时的“敌人”。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虽是毋需争辩的命题，但不意味着不负责任的自由。如果书都变得不负责任，谁来留下人类的智慧。而给图书建造一个乌托邦，是为了让美妙动人的文字自由生长，并且让它们所承载的思想有生生不息繁衍的权利，然而权利伴随着义务，书籍同时应该有不辜负自由的期待的义务。 

　　书，不应该是为了迎合某一趋势，流水线下批量生产的商品，例如先有尹建莉老师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在前，于是有了《好爸爸胜过好老师》，接着有了《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还可以有《好妈妈胜过好医生》，学舌鹦鹉岂识羞?生生不息，荼毒不止。 

　　也不应该是数据时代下，功利主义至上的枪炮，在还未写就时，穷困潦倒者说，给我一本发财致富的秘籍吧，于是《成功致富方程式》出现了，商人的枪炮口早已对准特定消费人群，弹无虚发，于是赚钱的人——不是你。 

　　更不应该成为价值标榜的砝码，津津有味的谈资，马克思写下《资本论》时，从没想过这些文字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追求社会主义的青年，卡夫卡病逝后11年他的书经朋友整理得以发表，他永远不会知道，他消失在没有理解人的时代，他的思想却在死后相逢知己。书籍，似乎不再单纯是满足交流、求知之欲，书籍，仿佛成了一种“道貌岸然”的手段。好书，好的思想不应该是自由而纯粹，至少不应该包含任何功利主义的? 

　　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人寿有限。无良的出版商和不知所云的写作者，看到叔本华的这句话，该作何反应。浪费时间就是慢性自杀，恶心读者的智商等同于谋财害命，放过无辜的读者吧。当然，愿者上钩，这是市场经济规则下，公平的竞争，最终，倒也怨无可怨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阅读是愉悦的，而写作应该是“痛苦”的。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写作者的今天，成就一本书的门槛，更加不应该降低。书，可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但如果给文化产品划分阶层，我觉得书更应该属于精英阶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书籍应该远离大众，只是不该低下，它们的高贵的头颅。它饱含的生命潜力要求它有承载着带领大众走向美丽的乌托邦，再击碎乌托邦的使命。悲伤时使人鼓舞，迷失时使人清醒。至少，每一个文字都是和读者进行真挚的对话，也许不属于很多人，至少属于每一个读书人自己。 

　　人人都有抗争的权利，不让书籍堕落成为粉饰现实的工具和蛊惑人心的艺术，读者应当成为守护真理中的永远的抗议者。 

　　而如今，另外一种可能是，当“书”已经准备就绪，接受磨砺，承受时间的考验，同样重要的是，它有机会经受时间的检验，而不是在出生前，就被阉割，世人所看见的不过是一阵被阉割快感，再无其它。 

　　像弥尔顿所说，杀人只是杀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一个上帝的圣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圣像。只可惜，“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遑论蓄意的阉割。好书，它应有完整的尊严和不灭的灵魂。 

　　在王尔德的世界里，一幅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根本就不值得一瞧……所谓进步，就是去实现乌托邦。我以为图书的王国就是这个真实世界地图中的另一个国度，为了进步，而有赖于它们的思想的世界怎么能不去成就这个乌托邦。在告别诸神的年代里，让图书成为“诸神”。 

　　尊重知识，捍卫思想，可能依赖这些富有负责的书籍，如果我们想要进步与文明，那么我们必须拥有这一个负责的、理想的书的乌托邦。